刘伯坚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坚强战士，他作为我党我军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著贡献。他于1920年赴比利时、法国勤工俭学，参与发起和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6年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回国任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培训干部，致力于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赴沪做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春再次赴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后，受党中央指派，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时留守赣南，不幸于1935年3月在江西信丰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被俘后坚贞不屈，凛然就义于江西大余。刘伯坚于1930年秋与妻子王叔振进入中央苏区到1935年3月光荣就义于大余，前后长达5年，与赣南这块红土地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进入中央苏区 策划宁都起义
1930年夏，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军事学习生涯回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党中央的指派与妻子王叔振一起赴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后，刘伯坚先是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要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刘伯坚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苏区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最为辉煌的业绩就是组织、策划和推动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命令第26路军到江西，进驻宁都。国民党第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曾输送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魏野畴、邓希贤（邓小平）等许多党员在里面工作。其中，刘伯坚任该军总政治部副部长。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与蒋介石混战失败，残部被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辖第25、27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第4师。蒋介石于1931年2月将该军两个步兵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共2万余人，从山东调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3月，第26路军到达中央苏区的前沿宜黄、乐安一线“驻剿”。5月22日，第27师进到永丰县的中村，被红军歼灭了师部大部及79旅全部，损失机步抢3千多支和无线电台1架，余部退缩宜黄。7月，蒋介石把26路军调入宁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在宁都以北的广昌一带，摆上嫡系朱绍良部，堵住其退路。9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又遭惨败，第26路军虽未受红军重创，却被困于四面都是苏维埃区域的宁都县城，陷入了后退蒋之军令不许、前进则会被红军消灭的境地。
第26路军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倍受蒋介石的歧视，部队不仅战斗力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经常一连两三个月没有饷发。这就造成该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加上不服南方水土，士兵病死的很多。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在这种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第26路军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了摆脱困难，即发电蒋介石，且不等复电，便下令全体官兵向北开拔，但蒋介石不允许，部队刚走到离宁都城五六十里的湖岭咀，便被挡住。蒋介石电令孙连仲“立即返回原防，死也要死在宁都”。孙连仲不敢留在江西，就把军务交给参谋长赵博生主持，提升75旅旅长李松昆为25师师长，接替其兼任的25师师长一职，调总指挥部参议张芳昭任75旅旅长，自己则托病离开江西。接着，第27师师长高树勋也称病到南昌去了，有的旅长则借口招兵离开了宁都。这样，广大官兵陷入了更加消极、彷徨和绝望之中，与蒋介石、孙连仲的矛盾日益激化。
赵博生和73旅
旅长董振堂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曾派人到上海寻找原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如前所述，刘伯坚于1926年夏至1927年6月曾在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在该军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声誉与威望。据后来萧劲光回忆，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他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西北军中老一点的官兵，很多人都认识刘伯坚。
党中央对第26路军也作过认真分析，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争取过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派王超为特派员，另调刚从中央军委兵运训练班结业的袁汉澄（血卒）、李肃到江西，打进第26路军，与73旅上尉刘振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第26路军中共特支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员，自5月到11月，先后发展了赵博生、李青云、罗亚平等20余名官长士兵入党，并建立了干部支部和士兵支部。
同年11月底，王超奉命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时因联络机关遭敌人破坏，被敌人逮捕，两份决议落入敌人手里，暴露了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南昌行营命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昼夜送南昌蒋介石行营惩处。接着，赵博生又收到南昌行营派飞机送来查拿“共犯”的手令及第26路军地下党组织的两份决议案，情况十分危急。赵博生、董振堂及特支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做好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的工作后提前起义。为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特支代表袁汉澄和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委派的代表卢寿春等分别到瑞金与刘伯坚联系，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卢寿春向刘伯坚转交了季振同等准备起义的信件，刘伯坚当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了汇报。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写复信，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起义加入红军。
12月8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安排，刘伯坚等携带电台来到离宁都县城近百里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继续和第26路军代表共同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期间，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就起义时间、办法、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写了第二封信。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军委决定将起义后的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但季振同嫌这一番号名义太小，想亲自和刘伯坚直接商议。赵博生提出再次联名写信给刘伯坚，看看他的意见。季、董均表同意。收信后，刘伯坚立即给季振同、赵博生复信。
此信是刘柏坚经过精心策划写成的，实际上是为夺取宁都起义完全胜利的一个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就在于对季振同、黄中岳两人做足了文章，即准备给予起义部队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名义，委任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考虑到季、黄领导的74旅是26路军的6个旅中实力最强的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黄中岳是该旅主力第一团团长，74旅的兵权就操纵在季、黄两人的手中，这两人对宁都起义的成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刘伯坚在认真分析了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在发动宁都起义的作用后，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坚定季振同、黄中岳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这就要消除他对起义后军队的编制、番号、前途和职务的顾虑。因此，刘伯坚在第二封信中就明确承诺由他转请中革军委委任季振同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工农红军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工农红军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此信坚定了季振同、黄中岳率部起义投奔红军的决心。
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第26路军指挥部宴请团以上主官，讲明形势和出路，当众宣布起义。第二天清晨，第26路军一万七千余人集结在梅江沙滩，撕毁了国民党的帽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
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到固厚迎接这支队伍，并在当地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在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并宣读了任命书，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当晚，在固厚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布了由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宁都起义后，刘伯坚担任了红五军军团政治部主任，为整顿、改造这支部队呕心沥血。他在军团内以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了《猛进》报、猛进剧团，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并在连队建立军人俱乐部、列宁室等，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红五军团经过短期的整训、改造，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之中，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奉命留守赣南斗争
1934年8月，刘伯坚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驻在于都。同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守赣南，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在红军出发的日子里，刘伯坚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于都河畔，指挥战士架设渡桥，以便部队顺利通过于都河。在河边，刘伯坚深情地与战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叶剑英后来曾赋诗怀念当年刘伯坚于都送别的情景：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出发以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行动方针上的失误，根据地迅速缩小，环境日趋险恶，红军留守部队屡遭严重损失。到1934年11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人民实施疯狂的报复，大肆屠杀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烧毁人民房屋，抢夺人民财产。同时，敌人采取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企图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然后分区“清剿”。
在这危急关头，刘伯坚提出疏散部队，以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的主张，但没有被中央分局领导人所接受。此时，在部队中，甚至在军区领导干部中出现了“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思想，还连续发生了几起惊惶逃跑的事件。12月中旬，部队攻占了安远县城，缴获约三千余担战利品。军区派供给部长袁瑶芳率领一排战士到安远押运回队，归途中，遇到少数敌人，袁瑶芳就惊慌失措地逃跑了，一排战士无人指挥，三千多担战利品轻易地被敌人夺去。刘伯坚对袁瑶芳惊慌逃跑事件十分气愤，当即草拟了一份《关于开展反惊惶逃跑与悲观失望的斗争的报告大纲》，供党的支部与小组会讨论。
1935年初，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以及赣南军区都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这时，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到遵义会议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的指示。于是，分局做出部队分成数路，向外突围的决定。
信丰受伤被俘 大余凛然就义
1935年3月，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丕显等，率省委、省苏、军区独立六团以及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二千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鸭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在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士，不幸左腿受了重伤，失去行动能力，最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起初，刘伯坚被关押在塘村，第二天被转押到信丰县（原登贤县）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随后被押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余，关押在大余县监狱。11日，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从监狱到候审室，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敌人想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又企图在群众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给刘伯坚钉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从监狱后门出去，押经大余县城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面对众乡亲，刘伯坚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地吟诵他的著名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后来，这首诗与夏明翰烈士的壮丽诗篇《只要主义真》合璧为一，被谱写成《就义歌》广为传唱。
刘伯坚自被捕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失传）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亦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平息。这一心迹，在他的狱中诗《移狱》、《狱中月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误记为20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
于大余
令刘伯坚没有想到的是，妻子王叔振竟未能见到这一绝笔书。就在刘伯坚牺牲前后几天，一个风雪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几名“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把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西面的姜畲坑，错误地秘密杀害了。
刘伯坚写完最后一封信后，就被敌人押至大余县金莲山上。随着三声枪响，这位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岁。
人民没有忘记刘伯坚。解放后，为了纪念刘伯坚，党和政府在他牺牲的江西赣南大余县金莲山上修建了烈士的墓地，他的英雄诗篇《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被刻成诗碑，镶嵌在墓壁上。1992年，党和政府又在刘伯坚烈士墓前塑了一座刘伯坚像。塑像再现了刘伯坚旅莫斯科时期的形象，像座用黑色大理石砌筑，正面镌刻国家主席杨尚昆手书“刘伯坚烈士永垂不朽”九个金色大字，背面刻有烈士遗诗《带镣行》。平台周围遍植松柏，四季常春，表达了赣南人民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无限怀念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