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一、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1931 年9 月，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粉锋后，为集中兵力应付第二次蒋桂战争，巩固内部统治，不得不命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各路兵力分别退守苏区周围的赣州、吉安、宁都、广品、永丰、抚州等巩固据点，对红军取守势。这给一直处于紧张的反“围则战争状态的苏区军民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共计歼灭7.5万敌军，缴枪3万余支，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且锻炼了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苏区。它的区域范围扩展到28个县域，拥有瑞金、兴国、于都、信丰、寻乌、安远、上犹、长汀、龙岩、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0 万人1931 年 10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赣东南苏区设立江西省，在兴国县成立了中共江西省临时省委，由任弼时任临时省委书记，陈正人任宜传部长。江西临时省委领导原已设立的赣东、赣南和永吉泰3 个特委，原先处于分割状态的赣南、闽西苏区已连成一片，大大地扩大了苏维埃区域。这就为酝酿已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这一区域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片巩固的苏维埃区域中，瑞金位于苏区的中心地位。瑞金地处武夷山脉西侧、赣南闽西交界处。东临福建长汀，西接本省于都，南毗会昌，北与宁都为邻。不仅地势优良，物产丰富，离敌人固守的中心城市较远，而且受革命影响较早，群众富有革命斗争精神。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途经瑞金时，帮助建立起中共瑞金支部。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大柏地全歼尾追之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重大军事胜利，给了坚持革命斗争的工农群众巨大的鼓舞。在红四军的指导和帮助下，瑞金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1930年5月，在瑞金县城成立了瑞金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1930年7月正式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特别是1931年8月，以谢唯俊为书记的中共赣东特委从宁都迁驻瑞金，并决定由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理论水平高的邓小平接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职务。邓小平到任后，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果断、迅速地纠正了全县肃反扩大化错误，很快稳定了人心，使一度处于沉寂局面的各项工作重新发出勃勃生机，瑞金县城也稳固地在红军的掌握之中。随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赣南、闽西苏区联成一片，瑞金便成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后方。
此外，从当时的周围环境和红军的行动部署来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州驻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两个师;宁都县城附近，驻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近2万人:吉安至泰和一带赣江沿岸，亦驻有国民党重兵;兴国是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距兴国不远的吉安富田，还驻有国民党军两个师:会昌县城还未攻下:石城县城虽已解放，但全县还有许多“土围”、“山寨”被土豪劣绅地主武装占据。只有瑞金离国民党军队较远，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一结束，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就决定:红军主力立即从兴国东移石城、长汀、会昌、于都等县，以3个月为期，分兵在这些县消灭由土豪劣绅、地主靖卫团武装霸占的“土围子”，拔除白色据点，巩固苏区内部。待完成这4县的工作后，红军主力再努力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则在瑞金居中指挥。因此，瑞金自然成为当时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在军事斗争摆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战争年代，以指挥中心所在地的瑞金作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打“土围”拔“白点”
苏维埃区域虽然大大发展了，但由于主力红军忙于应付接二连三的反“围剿”战争，来不及扫除残存在苏区内部的反动势力，不但苏区边界处于赤白拉锯状态，就是苏区腹地也很不巩固。
在革命战争迅猛发展面前，一时来不及逃往白区的国民党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骨干便一头钻进防御较坚固的土楼山寨，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有的躲入边远山村，以深山密林或乡村为活动据点，占山为王，并以深山密林或险要村寨为屏障，负隅顽抗，成为苏区内的“白区”。据不完全统计，大小“白色据点”200多处，遍布赣南苏区各县如石城的红石寨、李家寨、陈坊寨、烟坊土楼;宁都的赤面寨、观音寨赖村土围、莲子塘土围;于都的马安石土围、罗屋土围、翰林头土围、上宝土围;安远的天心仰天湖土围、半边塘土围;瑞金的新陂土围、丁陂土围等都是当时顽固的白色据点。
盘踞在“白色据点”的土豪劣绅蒙骗、胁迫大批贫苦群众到土围里当国民党军进攻苏区时，他们积极配合，遥相呼应，威胁红军后方，牵制红军兵力:在平时，他们造谣惑众，蛊惑人心，烧杀抢掠群众财物，甚至偷袭区乡苏维埃政府，暗杀革命干部，严重危害着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因此，迅速肃清苏区内的“白色据点”，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不可少的一环，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红一方面军总部对消灭白色据点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命令红军第 -军团在石城、长汀;红军第三军团在会昌、安远、于都:红三军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在于都、宁都等地;总部在瑞金居中指挥。具体安排是:第一期先肃清石、汀、于、会4县白色据点;第二期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赤化任务。据此，红军各部队纷纷到达指定地域，开始了一场以消灭地主反动武装据守的白色据点的战斗。
一是红三军团攻克会昌城。会昌县在瑞金县南面，会昌县城距瑞金县城 100华里，城的东西北3面环水，河宽流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会昌县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县城，妄图利用县城的险要地势进行顽抗。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石(城)的土豪靖卫团也纷纷麇集会昌城保命。当时守卫会昌城的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和保安队共有2000余人。他们凭藉深沟高，据城固守，是苏区内最大的白色据点。
1931年10月，红三军团第三师抵达会昌后，一面休整补充部队，一面进行攻打会昌城的准备。红三师首先赤化了会昌城周围的村庄，接着对会昌城进行严密包围封锁，然后集中全师主力，采用坑道作业，秘密接近城墙，准备爆破城墙，攻人城内。红军控制了冠顶脑、岚山岭等高地，居高临下，攻击南北两面，在水东步云桥头和富尾一带设立阵地，封锁东西两路。会昌县革命委员会调集周田、洛口、珠兰埠3区赤卫队配合红军行动。攻城部队用种种巧妙的方法，克服了重重困难，经20多天作业，挖通了一条长 150 多米直通西南城墙的坑道。11月26日凌晨，红军用棺材装上 600 余斤炸药置于西南城墙脚下。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一道20多米宽的口子，守候在城外的红三师八团乘势登城，与城内靖匪激战。靖匪顽抗。11月27日晨，红军又在南门附近炸毁城墙2处，主力部队乘势突入城内。敌人见大势已去，打开城门，诡称要与红军谈判，红军右翼部队乘机突入，与靖匪巷战，当场击毙靖匪总指挥欧阳琳和5个大队长，一部残敌从城东北逃跑，刚过河就被预先埋伏的红军全部歼灭; 另一部分敌人化装成百姓，混入群众之中，被人民群众全部揪出。会昌县长史丞汉及赣南各县土豪 1000 余名、靖卫团匪 800 余名被活捉。红军缴获各种枪支 800 余支。
二是红三军消灭马安石、上堡、翰林头土围。1931年10 月上旬，红三军抵达于都后，在于北区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按照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积极扫除残存的地主武装。他们首先攻克了仙下吉村和旗岭寨两个反动据点，迫使据守邹坑花石寨的靖匪闻风而逃，不打自垮。接着，红三军兵分两路，以第七师围攻翰林头据点，第八、九两师向马安石和上堡土围进攻。10月21日，红军首先攻破马安石附近的西汾土围，打死打伤数十名靖匪。随后，红军围攻马安石(别坑)土围。当时，据守土围的是钟楷瑞、张修贤指挥的两股靖匪，还有被胁迫入围的群众四五百人，枪数百支。红军一面加紧军事围攻，一面派于北区苏政府工作团用土喇叭向围内群众喊话，宣传“穷人不打穷人。红军和穷人是一家”等口号。在土围被围困的 10 多天中，许多群众经过红军宣传，偷偷出围。围内靖匪军心浮动。匪首钟楷瑞、张修贤见无法固守，利用黑夜率靖匪突围，但刚逃至围外二三华里的山坡上就被红军伏击，大部分靖匪被歼，仅钟楷瑞、张修贤两人逃入上堡土围。马安石土围附近还有个头巾寨石山，山中有个深洞，几十名靖匪凭洞据守，抗拒红军。红军用烟熏石洞，迫使洞内靖匪缴械投降。11月3日开始至12月底，红三军八、九两师又先后扫平了罗屋土围和新圩土围、固石坑土围。12月26 日开始，红九师集中兵力围攻上堡土围。
上堡土围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四面高墙围住，土围方圆一华里半，围墙下挖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围水沟，设防坚固。1928 年，于都农民星动时，靖匪头目钟朝珍从桥头逃到上堡后，又进一步将土围加固。从此，上堡土围成为于北区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兴国、于都、赣县等地的土豪劣绅后来也纷纷逃入上堡土围，使围内聚集的靖卫团匪增至五六百人，还有被胁迫入围的群众 5000多人。
鉴于该土围设防坚固，易守难攻，为减少红军战士的伤亡，红九师采取长围久困的策略，将土围严密封锁，使之与外界隔绝。经月余时间的围困，围内粮尽。加上药品奇缺，疾病流行，每天有数十人死亡。活着的人中也整日提心吊胆。为挽救围内土豪劣绅和靖卫团匪们覆灭的命运，于都逃往南昌的土豪劣绅以“于都旅省同乡会”之名电请蒋介石先后4次派飞机向上堡土围空投弹药物品。但空投的物资大部分落在围外，仅小部分落入围内。被围之敌陷入绝境，面对红军强大攻势，于 1932年1 月 20 日缴械投降。红军共消灭靖匪600余人，缴枪 300 余支，解放围内群众5000余人。为纪念这一重大胜利，后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在原于北区的基础上，新设立了胜利县。
与此同时，红军独立第三师先后攻克了于都澄江土围、用筑坝水淹的战术攻克了设防坚固的杨梅头土围。至1932年1月，红军在于北区共政克土围石寨上百处，缴枪数千支，财物无数，解救群众上万名。
三是红四军攻克洋地寨、陈坊寨、李家寨、红石寨据点。按照红军总部的部署，1931 年 10 月8日，红四军经宁都的固厚、瑞金的湖陂、沿岗等地抵达石城;10月14 日，帮助恢复了中共石城县委。
石城境内的“白色据点”主要分布在南区，大小共有12处。这些山寨、上围的四周，一般都筑有厚约1丈，高约2至3丈的土墙，有的并筑有明碉暗堡，安装了栅栏，埋设了地雷，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尤其是红石寨兀立琴江河畔，其四周都是宽阔的平地，山势险要，悬崖绝壁，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可通山顶，易守难攻。寨上还建有兵工厂，自制枪弹，设有军用电话对外联络。
红四军根据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和先小后大，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的策略，首先派出大量干部和战士深入各白色据点附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赤色武装，实行赤色戒严，截断各“白色据点”与外界的联系与物资供给:并根据各土围山寨敌军兵力多少及地形特点，分配了兵力，决定由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负责攻打洋地乡的三坑寨、洋地寨;红十一师负责攻打屏山的猪子寨、石耳寨、陈坊寨、李家寨、红石寨;红十师负责攻打烟坊、秋溪等土楼。石城北区游击队配合红十一师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三坑寨、洋地寨等 11 个土围山寨先后被红军攻克，最后剩下一个红石寨，仍被土豪靖匪盘踞。
红石寨位于石城县西南屏山镇的干头坡村，分大小两寨，两寨连成一片，互为犄角，四面绝壁，易守难攻。寨顶宽敞平坦，能种水稻，寨顶中央有一座庙宇。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派兵攻打过几次，都没有攻下来。红军向石城开进时，国民党石城县党部、县政府、县靖卫团等各种反动组织及县城、坝口、小松、屏山、珠坑、大由等地的土豪劣绅，携带家眷及搜刮到的大批金银财物，躲入这个红石寨。宁都、瑞金、宁化、广昌等地的一些豪绅靖匪也相继逃入寨内。红石寨成了中央苏区北部数县反动派云集的据点。拥有 1000 多兵力。他们在寨上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安装栅栏、埋设铁刺、建造兵工厂，在唯一可通寨顶的小道口派有重兵把守。
担负攻打红石寨任务的是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1931年10月中旬，在团长林发、副团长陈冬生、政治委员刘忠的指挥下，攻寨部队迅速将山寨团团围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断绝寨上敌人与山下的一切联系，使敌人无法明了红军情况，攻寨部队还发动附近群众通过喊话与书信等形式动员受骗上当的工农群众下寨回家搞生产，并劝说敌人放下武器投诚。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一些不愿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靖匪及部分工农群众乘机下山。攻寨部队还从调查中得悉有一个叫赖明英的小商贩，往日与守寨的匪首黄太年、黄绍荣有些交往便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育、启发，帮助他提高了阶级觉悟。赖明英以卖春烟为名上寨为红军侦察敌情。12月5日，红三十三团根据探得的敌情从侧面架设云梯袭占小寨，随后以小寨为依托，向大寨发起猛烈攻击但激战4个多小时，红军伤亡 100 多人仍未奏效。寨上的敌人一面据险顽抗，一面连连向南京蒋介石告急求援。国民党南昌行营多次派飞机向红石寨空投武器弹药及食物药品。而攻寨的红军部队，则得到贫苦樵夫赖俄老的帮助，在山寨南面绝壁缝中找到一条长满荆棘的通往山顶的秘密小路。攻寨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从下面发起攻击以迷惑敌人，一路沿秘密小道偷袭敌人。红一方面军还派来一个炮兵连增援，加强攻寨力量1932年1月1日，红三十三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向寨上敌人发起全面攻击。敌人乱做一团，溃不成军，顽抗的很快被红军消灭，其余的全部当了俘虏。历时两个多月的围攻红石寨战斗胜利结束，共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活捉国民党石城县县长黄光英、靖卫团团长黄绍荣、杨子美、寨主黄太年及豪绅靖匪1500 余人，缴获长、短枪支1500多支，机枪 13挺，台炮3门，土炮 40 多门，子弹 300 多箱。
红一方面军历时4个月的打“土围”、拔“白点”的战斗，先后消灭了于都、会昌、宁都、瑞金、石城等地的靖匪据点大小200 余处，共计打死打伤敌人1100名，俘敌7800名，缴获长、短枪 15451支，机枪23 挺、土炮277 门，台炮3门、子弹671900 发，手榴弹4箱。此外还有大批金银财物。这不仅铲除了地主残存武装，消除了中央苏区的一大隐患，而且更加坚定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信念，红色政权进一步巩固，为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造了安全的环境，并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设立的担负领导全国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0年8月以前，中共中央未设立统一领导全国红色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1930年8月26日和10月3日、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议决，在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局，并初步确定了苏区中央局组成人员名单，决定以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暂时代理。1930 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即项英--引者注)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因总前委未收到这封指示信，故在项英未到中央苏区之前，中共苏区中央局未先成立。
项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0 年 11 月间离开上海，在地下交通的护送下，经广东汕头进入闽粤赣苏区，12月底进入江西苏区，翌年1月初抵达宁都县小布，与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等会合。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赤坎村中的龚氏宗祠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9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名单未定)，共青团中央1人(名单未定)。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未到苏区)，暂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当天，项英签署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于苏区中央局指导。但目前许多苏区尚未与中央区连接起来的，因指挥不便，暂受各地最高党部指导，将来一打通后，则全归苏区中央局指导.
这就是说，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央苏区乃至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成立时，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实际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而朱德负责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后又兼任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曾山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所以苏区中央局负实际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名义上成立了，却无专人负责。
为加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先后两次开会讨论，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共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等4人为常委。具体分工为:项英任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王稼祥负责宣传，毛泽东负责军事。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在小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维埃中央军委)，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后，仍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毛泽东分别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1931 年2月 17 日，成立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为主任;同年3月，设立苏维埃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毛泽东、朱德、朱云卿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1931年4月，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根据中央决定，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改由毛泽东担任，项英、朱德任副主席。军委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改由周以栗代理主任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在前方:后方成立军委总参谋部，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暂代理部务:成立军委经理部，范树德任部长:财政部，杨立三任部长;军医处，贺诚任处长:政治保卫处，王稼祥(后邓发)任处长。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后，机关设在宁都小布赤坎村龚氏宗祠，1931年2月22日迁至黄陂山堂胡家祠。在小布期间，苏区中央局先后发出8份通告，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工会青年团工作、土地问题和反富农政策、地方武装建设以及对处理“富田事变”等问题作出部署和处置。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即宣布撤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赣南、赣东、赣西、北路等行动委员会。1931年1月17日，在富田新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楷、杨成芙五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同月，在赣县白鹭和宁都分别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南路分委和东路分委。中共南路分委书记罗寿男，中共东路分委书记谢唯俊。原赣南行委机关在信丰，因交通中断，信息不通，未及时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的指示，随于1931年2月将原赣南行委改组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同年4月改称中共西河分委)，陈致中任书记，领导赣南西河各县的工作。
三、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
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要决定。
自党的八七会议后，全国土地革命运动逐渐兴起，赣、粤、闽、湘、鄂、豫、皖等省都先后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或大或小的红色割据区域，为建立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1930年5月，中共中央分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5月23日，全国苏区代表会议主席团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在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统一全国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大会主席团还决定邀请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等45个单位成立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中准会由林育南为秘书长，李星月、张文秋等为工作人员。
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宣布中准会正式成立。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及议事日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劳动保护法》《土地暂行法》等文件:规定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府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平民委员会”。后因“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中准会决定会议推迟召开，开会地点移至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在赤色区域继续做好“一苏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准会成立不久，中共中央于1930年9月25日在《红旗日报》发布《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做好召开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准会通过的根本法党纲草案等文件也在《红旗日报》发表。9月26日，中准会又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暂行条例》，用于指导各苏区出席一苏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正当“一苏大会”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鉴于形势变化，中准会决定推迟召开“苏大会”会期。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国各苏区发出指示，要求各苏区必须在1930年11月之前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推选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但因交通阻隔，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朱德对中央决定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苏大会”的指示并不知情，
受命前往中央苏区筹备“一苏大会”的中准会秘书长林育南，在途中受阻返回上海后，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陷于停顿，原定1931年2月7日召开的“一苏大会”只好延迟。
“一苏大会”召开的时间一再推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6日、13日连续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加快“一苏大会”筹备步伐，并讨论了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代为起草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苏区组织法和军事训令等文件，同时提出了苏区军委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初步确定了临时中央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置、政府委员名单和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人选。同时中央政治局责成任弼时等三人赴江西中央苏区，尽快筹备“一苏大会”的召开。任弼时携带中央拟定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4月，任弼时等三人到达中央苏区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时，正值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筹备“一苏大会”之事无暇顾及，只好将会期再次延期。1931年6月1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结束的第二天，苏区中央局在永丰县的龙岗发表《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同年8月1日召开“一苏大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于1931年6月2日发出关于《召集全苏大会的通电》，要求各苏区努力做好“一苏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以迎接“一苏大会”的召开。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接到苏区中央局宣言的第二天，就召集专门会议贯彻落实。是年6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发出第三十四号通告，要求各县在6月底以前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宣传“一苏大会”的重大意义，同时做好选民登记各种;在7月15日以前，要按选举规划，民主选举产生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并对各级苏维埃政府进行改造(整顿、健全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赣西南特区委还在通告中特别要求:“各级党部应推动政府群众团体自选举日起举行庆祝拥护全苏大会，如欢迎欢送代表举行群众大会，领导对群众作激励演说，表示群众对苏大会的热望。在八月一号各群众团体共产党部政府机关应悬灯结彩举行广大群众提灯庆祝演新剧等。”
未料，中共苏区中央局“六一”宣言发表没有几天，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一苏大会”被迫再次延期，但最终确定在1931年11月7日召开。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为扩大红色区域巩固苏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兴国水头庄发布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入闽命令。1931年9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出发东进，于28 日抵达瑞金叶坪村驻地，一面居中指挥红军打“土围”拔白点的战斗，一面加紧做好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最终确定“一苏大会”召开的日期，却未确定“一苏大会”召开的地点，也就是说，还没有确定即将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什么地方。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9月23日在兴国鼎龙水头庄发表《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这个命令规定总部和方面军都应开到长汀城集中，然后以长汀为中心分散各地筹款做群众工作，同时休整部队。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抵达瑞金后，在瑞金城东北的叶坪听取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汇报，全面了解了瑞金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对原定计划作出了修改，决定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并筹备召开“一苏大会”。
红军总部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之所以最终定都瑞金，是由当时瑞金的地理位置、革命斗争历史和邓小平在瑞金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从地理环境看，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巫落在赣、闽、粤三省接壤要冲，地域居中，物产丰富。东临福建长汀，南连会昌、西界于都、北毗石城，离敌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较远，与附近其他各县相比更为安全。
从革命历史看，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等领导人曾在瑞金驻扎，在瑞金绵江中学帮助建立了中共瑞金支部。1929年2月，红四军向赣南进军过程中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重大胜利，对瑞金革命群众有着重大影响;1930年4月，瑞金县党组织领导了武阳、安治暴动，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和地方红军第二十四纵队。1931年春，在红三十五军和红十二军的帮助下，瑞金全县已经赤化，并分配了土地，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热情空前高涨。
从当时的瑞金形势看，1931年8月，邓小平接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职务后，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 300多名无辜被关押的者幸免于难，迅速稳定了瑞金政局。他还通过整顿全县党的组织，狠抓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力培训本地干部，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措施，使瑞金全县一片红火，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从当时的敌我态势来看，在附近各县中，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还没有完全赤化，这两县的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白点甚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但距离敌人占据的赣州太近;长汀县城虽好，但地方偏了一些。为巩固苏区内部，红一方面军总部已部署红军主力分散在石城、长汀、会昌、安远、于都等县开展打“土围”除白点，消灭苏区残存地主武装的战斗，红军总部以留在瑞金“居中指挥”为宜。于决定在11月7日召开的“一苏大会”，只有选择在瑞金召开最为妥当;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瑞金为最好。
经过充分准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瑞金县叶坪村隆重召开。
这一天，沉浸在欢庆之中的瑞金叶坪村，彩旗飘扬，到处一片欢声笑语，人人脸上喜气洋溢。叶坪村外浓荫覆盖的大樟树林旁，新辟出一片宽阔的红军广场。广场靠树林的一端，新搭起一座红军检阅台。检阅台上方，悬挂着纸扎彩球和彩带，一条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横幅悬挂在检阅前，格外醒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的阅兵典礼，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江西中央区、闽西、湘赣(10日到)、湘鄂赣(10日到)赣东北、湘鄂西、琼崖苏区的代表和红军、全国总工会、海员的代表，共610人。朝鲜来宾也参加了大会。当日黎明时分，在新辟的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受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正式检阅。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一队队威武雄壮的红军将士，披着战火的硝烟，沐浴着东方的曙光，精神抖擞地列队通过检阅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站在检阅台上，挥手向红军致意。广场周围挤满了前来观看检阅红军的大会代表和当地群众。气氛庄严而热烈。
下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村谢氏宗祠正式开幕。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在大厅正首的大会主席台两侧贴着一副崭新的对联，左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写着“工农砲垒，民主专政”金色大字的横匾。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中间挂着一面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红四军向大会赠送一面绣有“拥护全苏大会”的锦旗，也挂在台上。大会代表端坐在厅堂大厅的长条板凳上。当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项英宣布大会正式开幕时，会场掌声雷动，一片沸腾，许多代表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大会代表听取了项英所作的开幕词。
晚上，瑞金县军民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全苏大会会场，举行了规模盛大，隆重热烈的提灯庆祝晚会。会场大厅装饰一新。各根柱子间横挂着铁丝，铁丝上串着许多小电珠;大木柱子之间还挂着许多匾额。彩旗和红红绿绿的标语，与这许多闪闪发亮的小电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特别壮观。毛泽东、项英、朱德等站在主席台上，兴高采烈地与台下群众一起唱歌、鼓掌、呼口号。在会场外的红军广场上，灯流云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和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各式灯笼，五花八门，争辉斗艳:火把、灯笼一排排，犹如长龙起舞。各区、乡庆祝队伍演出的龙灯、茶灯、活剧等，精彩活泼，令人目不暇接。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当年出版的《红旗周报》有“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的描述。
为了掩护“一苏大会”的安全，在福建长汀县城布置了一个“一苏大会”的假会场，以迷惑敌人。大会开幕这一天，十几架国民党飞机飞临瑞金和长汀上空，投弹百余枚，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数十人。炸股房屋百余栋。但是叶坪的大会会场，安然无恙。
8 日，大会休会一天，等待湘赣、湘鄂赣苏区代表到会。
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了大会的各项议程推举产生了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等组成大会常务主席团;还选举产生分别由项英、周以栗为主任的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9日下午，召开大会。会议首先宣布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有关事项;宣读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通过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接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
12 日至 18 日，与会代表还先后听取了项英关于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朱德关于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关于经济问题报告、王稼祥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关于工农检查问题报告和关于宪法问题报告。对上述报告，大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相应地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困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11月15日和18日，大会主席团先后向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去电报，报告了一苏大会进行情况。18 日的电报中说:“大会圆满的召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大会已热烈的讨论了你们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并一致通过。现正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知你们关心大会，特此电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月19日上午，“苏大会”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员会委员。选举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对63名候选人遇个举手表结果6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他们分别是毛泽东、项英、张春、文卢福坦、朱德、翟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生、崔棋、屈登高、段得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板器张华先、何叔衡、黄苏、胡海、滕代远、萧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期吴致民、刘建中、李宗白、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
11月20日清晨，“苏大会”在红军阅兵广场举行隆重的授放颁奖典礼。大会主席团宣布: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十军、第十二军、第十六军和红三军团以奖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8人以奖章。
典礼结束后，在大会会场举行“一苏大会”的闭幕式。由毛泽东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最高权力机关。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村外一片茂密的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就诞生于此。毛泽东担任主席后。亲笔题词:“苏维埃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
会议同时还选举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翟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泰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因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联”工作，暂不能到临时中央政府视事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负领导工作。周以栗患肺结核病长期住院治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徐特立任代教育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副司法人民委员并主持司法部工作，何叔衡兼代内务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一苏大会”结束后，中央政府总务厅组织工匠将“一苏大会”会堂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9部1局除教育部在洋溪村寨园下办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庙背村办公外，其余8个部委全部在“一苏大会”堂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
个简朴的小祠堂，“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首脑机关。政府机构如此精干，为世所罕见。
在中央政府成立的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也宣告成立。
1931年11月25日，根据“一苏大会”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原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即行撤销。同时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中革军委成立后，先后设立如下机构:总参谋部，部长(后称总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先后为聂荣臻、贺昌;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总军医处(1932年冬改称总卫生部)处长(后称部长)贺诚:秘书处，秘书长刘伯坚，后徐梦秋;副官处处长杨立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后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2年2月1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工作，负责指导全国红军和选方武装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中革军委是平行关系。
中革军委成立后，驻瑞金县叶坪乡洋溪村刘氏宗祠办公。
中革军委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在组织系统上隶属子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军事行动和一切重大决策都受中共中央节制。因中革军委成立后即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建制及其领导机构，自1931年12月起，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这也中央红军称谓的来源。
“一苏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进入国家层面的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历史。
大会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在瑞金县叶坪村。
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瑞金改名“瑞京”，成为领导全国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
